1979：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刘济民）

1979年夏天，我带领一个调查组从北京出发，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这是我所肩负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今天想起来，也是一段不算遥远却相当沉重的记忆。这段往事，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惊心动魄的滋味。

一

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农村劳动锻炼的城市知识青年，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回城风”。这股风潮，先后起于上海、北京知识青年集中的云南兵团、内蒙古兵团、黑龙江兵团，很快波及新疆兵团。

新疆兵团的部分上海青年，为达到回上海的目的，于1979年初开始串联，集会演讲，怠工罢工，发动签名、募捐，聚众上访。二三月间，以阿克苏地区为主组成的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上青联”）赴京上访团，共47人，于3月21日到北京上访。当时国务院归口管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作的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总局党组决定由我（时任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和贾大勤（时任总局办公室主任）负责这批上访青年的接待工作。

我们把这批上访人员安置在北京市北郊农场，妥善安排了他们的食宿问题，接待人员同他们同吃共住，面对面做思想教育工作。国家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国家农垦总局领导接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指出他们要求回上海要按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办理，兵团农场存在的问题由兵团、农场逐步解决，要求他们尽快回到各单位，坚持生产，坚守工作岗位，不能闹事。这样的劝说工作做得很细致，很耐心，也很艰苦，但成效甚微。上访人员坚持“不解决问题，不回新疆”，还要求国家农垦总局派人到新疆兵团实地调查，听取意见，就地解决问题。就这样在北京僵持了40多天。

当时，考虑到这么多上访人员长期滞留北京，随时都有发生不测事件的可能。我们也确有必要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为此，我们负责接待的同志向国家农垦总局党组建议，派调查组到新疆兵团，了解真实情况，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向国务院反映。经总局请示国务院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王任重同意，决定由我和贾大勤带领一个调查组急赴新疆。

上访青年听到我们派调查组到新疆，当然很高兴，他们要求同调查组一起走。

“上青联”有两个主要头头，即小杨和欧阳，我和贾大勤等反复做他们两个人的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一定要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调查组同他们约法三章：上访人员乘火车先回农场，我们乘飞机随后即到，上访人员回农场后要如实传达国家农委、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指示精神，罢工人员立即复工，坚守岗位，要为调查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得设置障碍。他们表示会按这三条办，并于5月中旬全部回到了阿克苏。

二

事态的发展变化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复杂得多。

调查组由国家农垦局五人组成，除我和贾大勤外，还有信访处长周文健，从部队转业不久的阎高海、董发福。

我们于5月14日到乌鲁木齐，同自治区领导和自治区农垦总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改为自治区农垦总局）领导共同分析了形势，我们决定重点到上海青年最集中的阿克苏垦区。

我们到新疆不久，阿克苏垦区一些团场的上海青年，又在少数人的组织下再次聚集起来，占据阿克苏地区农垦局的办公楼，在阿克苏大街的电杆上、树干上到处张贴标语，打出横幅：“欢迎刘济民局长带领的调查组来新疆解决上海青年的问题”等。他们还计划组织上海青年及其家属、小孩数千人，在飞机场或在公路上拦车、跪哭，给调查组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即使到了农场，也不可能开展工作。经请示新疆自治区党委领导和国家农垦总局领导同意，我们决定先设法做好上海青年中一些代表人物的工作，具备必要的工作条件后再进入阿克苏。于是，我们和自治区副主席兼农垦总局局长谢高忠先到南疆巴彦郭勒自治州的二十九团农场，拟召开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座谈会。二十九团农场是多年的先进团场，当时局势稳定，生产生活比较正常，在那里开会不会受到冲击。可是要顺利地开好这样一个座谈会也很不容易。最要紧的是避免大批青年闻讯涌向调查组所在的农场，干扰调查组的工作，打乱调查组的安排。为此，我们同谢高忠一起，做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

当时兵团系统各个电话总机的话务员基本上都是上海青年，为避免打电话走漏风声，我们把阿克苏农垦局领导请到二十九团农场，具体商量和部署座谈会的有关事宜。

参加座谈会的有两种人，一是上海青年中的优秀代表，如倪豪梅（女，当时任十团农场副政委，现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曹国琴（女，当时任阿克苏地区农垦局政治部主任）等；一是到北京上访的头头。

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是在5月31日晚到二十九团农场的。“上青联”的小杨和欧阳见到我时，非常惊讶。因为兵团是以到乌鲁木齐开会的名义把他们从阿克苏接出来的，他们没有想到调查组已经到了二十九团，小杨莫名其妙地问了我一句：“你不是不到阿克苏了吗？”我说：“那是你们造谣。我们说话算话的。我在北京就对你们说过，我们不仅要到阿克苏，还要到连队去，直接听青年们的意见，做实地的调查研究。是你们违背了‘约法三章’，还造谣说调查组不到阿克苏了，已经回北京了。你们给调查组设置障碍，还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怎么能去呢？去了又怎么开展工作呢？采取现在这种方式，把你们接到这里来开座谈会，完全是为了工作，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你们要回去做工作，为调查组到阿克苏、到连队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他们对我们采取特殊的方式把他们接出来开会表示理解。

在6月1日至3日的座谈会上，大家共同分析当时上海青年的思想状况，研究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稳定农场局势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几位优秀青年的代表，一直都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积极主动地做好上海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们在座谈会上表示，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继续坚持生产、坚守岗位，努力做好稳定局势的工作。“上青联”几个头头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撤出阿克苏地区农垦机关，为调查组进入阿克苏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这次座谈会后，暂时平静了一些日子。但一场更为激烈的风潮，又在酝酿之中了。

三

二十九团农场座谈会后，在阿克苏等地聚集的青年陆续回到了农场、连队，局势稍有好转。但“上青联”有的头头对座谈会精神有抵触情绪，没有认真地去做稳定上海青年的工作，一时间谣言又起，说什么：“调查组回北京了”，“调查组对上海青年扣帽子，打棍子”，等等，他们又策划在7月1日罢工，组织百人上访团，7月2日再次到北京上访，又一次发动了签名、募捐。

调查组研究后认为，必须在6月底相机进入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最集中的农场，直接接触更多的青年，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广大青年见面，使他们了解真情，阻止他们的过激行动。

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于6月27日下午分别进入塔里木河南岸阿克苏垦区的两个团场。我和阎高海、董发福到十四团，贾大勤和周文健到十二团。这两个团的上海青年最集中，回城风刮得最早，致使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两个小组分乘两辆北京吉普车，轻车简从，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惊扰，顺利进入了团场。

我到十四团招待所时，已是黄昏时分。吃过晚饭，立即同团场领导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的方案。团场领导出于安全的考虑，劝说我们不到连队，就在团部开几个座谈会，同样可以起到做思想宣传工作的作用。

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我认为，调查组到兵团的目的，就是要到基层直接接触更多的上海青年，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实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实事求是地作出决断。如果我们只到了团部，只在团部开座谈会，一是不可能直接了解到真实情况；二是大批上海青年必将闻讯聚集团部，我们想开会开不成，想听意见听不成，什么正事都干不成。当时也没有时间讨论，我说“就这样定了”，并决定直接到生产已处于瘫痪状态的十一连。

为了避免干扰，我们下午到招待所后，即向有关人员打了招呼，不能暴露身份，如有人打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就说是从北疆来换大米的。我们三个人的年龄、长相、穿着也同知识青年差不多。

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忽听得大街上人声嘈杂，乱哄哄的。只听得许多人进了招待所的院子，人们用手电不停地照着我住的房间，还不停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团场招待所都是平房，我感觉到许多人已拥到我住的房间的门口，我准备到院子里见他们。正在这时候，团长、政委闻讯赶到了我的房间，他们劝我避一避，不能出去。他们说，搞得不好把你绑架到什么地方去也是可能的。团长、政委要出去做工作，劝青年们离开。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青年人是冲我来的，我不出去，他们不会走的。这些青年本来就对你们几位领导有气，你们出去做工作，他们不会听的。如果僵持下去，更危险，搞得不好，真要出乱子。”

说来也巧，我刚刚出门，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断电了。房间里、院子里的灯全灭了，顿时一片漆黑，肯定是有人搞鬼。

院子里的人们乱了一阵。我不管有灯没灯，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就是你们这些天到处贴出大标语欢迎的那个人。我叫刘济民，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我是王任重副总理派来的，也是你们‘上青联’的几位头头请来的。”我开始说话时，院子里有人起哄，我说了几句，居然安静下来了。几只手电照在我的身上、脸上，他们一定是想看清我的模样。这时候，电灯亮了。我借着院子里的微弱的灯光，看看周围，也就是二三十人。

我接着说：“我们调查组到农场来，就是要听取上海青年的意见，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回去如实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你们要为调查组提供正常的工作环境。像今天晚上这样乱糟糟的，我们怎么工作呢？我们在北京同你们的几位头头有约法三章的。你们赶快回自己的连队去，我们会有计划地到几个连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直到我把话讲完，再没有人起哄，说明绝大多数青年是通情达理的。我讲话后，有些青年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第二天早晨，团长、政委也来了。我说：按原计划不变，先到十一连。

早饭后我再到院子里一看，情况发生了骤变。人更多了，上百人总是有的。有两个小伙子坐在我们那辆吉普车的车头上，还有几位坐在车头前的地上，显然是要阻拦我们的行动。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有人组织和指挥的。

我转到大门口看看，把守很严，但他们自己的人可以进出，看不出有什么证件或标志。

调查组的阎高海、董发福是两位青年人，他俩一看当时那场面，就急了，主动上去同吉普车周围的几个青年辩论开了，很快就围了许多人。

我相信可以急中生智。因为“上青联”的几个头头和到北京上访的青年没有在现场出现，我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一直没有人认识我。我突发奇想，乘小阎、小董吸引了许多青年这个机会，何不来个声东击西？我为什么不赶快按既定计划到十一连呢？

我找到团长、政委，同他们商量再派一辆小车到公路边等我，同时安排一个可靠的上海青年把我带出大门，带到车上。政委派来一位上海青年，我假装同他边走边聊，混出大门，穿过一片树林，看到公路边停了一辆苏式吉普车，我一个人迅速登车，告诉司机，直奔十一连，这位司机也是上海青年。招待所那些青年正在同小阎、小董激烈争辩中，忽然有人大叫一声：“刘局长跑了！”

其实是歪打正着，我们原来并没有这样的谋划，我们的两位同志当时也不知道正是他们的辩论，掩护我避实就虚，离开了招待所。

我离开招待所时对政委有交代：“你们不要管我，不要担心我的安全，到了十一连就是成功。人多，目标大，不利于见机行事。”我请政委转告我们的两位同志：不必找我，更不必跟我到十一连，要立即离开团部，到营部待命。

四

我上车后，告诉司机尽可能抄小路，越快越好。我在车上，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冷静分析形势。看来，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动应付，而是要把他们的行动纳入我的掌握之中，引上正确的轨道。

到了十一连，碰见一位曾到北京上访的青年，我当时还叫得出他的名字，他找来指导员，把我带到托儿所休息。大批青年很快从附近各个连队、团场陆续集结到了十一连，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他们情绪激动，有的人还骂骂咧咧。

我立即推门出去，很快就陷入了青年们的包围之中。几百人总是有的。他们把我挤来挤去，有人乘机在背后给我一拳，踢我一脚，闹哄哄，乱糟糟。我随着人潮退到一株小树前，靠在树上，不动了。这时，“上青联”的头头们出现了，这是他们在我到十四团后第一次露面，显然，他们什么时候出场，也是谋划好的。看来，要他们走是不可能了。我想，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是把几个头头留在我这里。我让几个头头同我一起进了托儿所。这个办法果然灵，外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下一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需采取什么对策，我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只想到最要紧的是不能出大的乱子。我很严肃地对几个头头说：“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到这里来，一旦出事情，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你们谁也跑不掉的。”

已近黄昏时分，我说：“我今天累了，要休息了。我中午饭还没吃，现在该吃晚饭了。”几个头头一再表示要保证我的安全。

几个头头走了，外边的青年也散了，十一连的林指导员告诉我，连队的食堂早就不开伙了，他会安排一位上海青年专门给我做饭。他要我有长期的打算。他说：“这些青年人不达到目的是不会撤走的。”他还说：“托儿所没有孩子了。你晚上就在托儿所睡觉，有人给你站岗放哨，他们不敢伤害你的。你白天到我家里休息。”我很感激他的周密安排。晚饭后，我请团长回团部去，政委留一晚，明天也回去。当时十四团的基层连队生产基本瘫痪，各级干部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对团长、政委说：“你们要抓好全团的工作。”我想，我在十一连牵制了“上青联”的头头们和大批青年，也可以给团长、政委减轻点压力，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分析形势，部署工作。

我在连队的营区转了转。青年们还在继续向十一连集结，有带着孩子的，有赶着牛车、马车拉着行李、烧柴、米面的，还有开着拖拉机来的。在我住的托儿所周围，已经派了岗哨。整个十一连，笼罩在一种紧张而又惶恐的气氛之中。林指导员告诉我，他们第二天要开大会，将提出许多问题要我解答。

晚上，我同政委睡在地铺上，因为外边有岗哨，只能面对面悄声说话。我们决定将计就计，用开大会的办法，宣传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回城的政策。工作方法宜缓不宜急，只能耐心地说服教育，不能给青年人扣帽子，不能上纲上线。他们不就是要求回上海嘛，即使不可能都回去，也要以理服人，要通过细致的思想宣传工作，缓解矛盾，稳定局势，避免激化矛盾。

政委入睡了。我虽然很疲劳，还是强迫自己不能入睡，还有许多事情要想周全了。我想到第二天的大会很重要，既要把中央的政策、大的原则讲清楚，又要使他们感到亲切、温暖。我特别想到如何讲好开头几句话，又不能有半点疏漏，以免节外生枝，惹来新的麻烦。我想到肩负的重大责任和面临的风险。当然还想到我的爱人小彭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想到我的父母、弟妹。小彭为了我，在“文革”中遭罪、受苦，这次又要为我担惊受怕，我一旦有什么意外，小彭和两个还很小的孩子怎么办呢？两位老人和弟妹们怎么承受得了呢？想到这些，我早已泪流满面了……

五

第二天的大会会场设在连队的篮球场，我从林指导员家里出来，在通往篮球场的路上形成了人的夹道。夹道两边的人看到我出来，就高呼“热烈欢迎刘局长来新疆解决问题！”“我们要回上海！”“我们要民主，要自由！”“人心不可欺，泰山也能移！”等口号。到了会场，只见长幅的白布把整个篮球场围了一圈，上面写10个大字：人心不可欺，泰山也能移！除了一小块空地放着一张小小的课桌和一条长凳外，篮球场周围都站满了人，树杈上、篮球架上，也都是人。估计有1500多人。

小杨让我坐在长凳上讲话，给我一个手提扩音器。我没有坐，也没有用扩音器，就开始讲了。

“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稍停了停，提高了嗓门：“你们都要求回上海，我很理解。我要是你们，也可能早就走了！”这几句话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庄重的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你们先别鼓掌，我还有许多话要讲的。”掌声渐渐稀少了，我接着说：“只要符合中央的政策，就可以走，但是不能闹。无理不能闹，有理也不能闹。”会场上有人在吹口哨，在起哄了。

我接着说：“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我是1958年随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的国营农场的，那里现在也叫兵团。我是1960年离开北大荒到北京上大学的，我是考上大学走的，是堂堂正正走的，是政策允许的，不是闹着走的。”会场上又是一阵骚动。

我原原本本地宣讲了当时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大学、参军、病退、困退等有关政策。我又说：“你们当中不少青年是符合这些政策的，你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凑热闹了，赶快回连队办手续，收拾行李，准备走吧。还有许多青年不符合回上海的条件，也不能闹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向组织提出来。我们调查组就是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的，回去向国务院如实汇报。”会场上又活跃起来了。

我明确指出：“你们把我围困在这里是错误的。要立即恢复我的自由，给调查组创造正常的工作环境。你们要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不允许到处串联，绝对不能闹。”

我还说：“听说你们怕我不来参加大会。我现在宣布，以后每天上午都在这里开大会。这种大会，我来主持，我来讲话，欢迎你们参加。每天下午，我要作点调查研究，到你们各家看看，直接听你们的意见。你们也可以给我写信，找我面谈，我尽可能安排。”又是热烈地鼓掌。

那天大会的效果很好。会后，那些青年人，包括几个头头，对我客气多了。我每天都能收到几十封来信，有的反映农场的问题，有的反映青年们的要求。奇怪的是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才知道，是头头们不让他们直接同我接触，不等他们到了我的门口，那些站岗的大汉们就把他们挡回去了。

第一次大会后，又连续开了四次大会。唯有第二次大会（6月30日上午）印象特别深刻，几个头头策划了一个我根本没有估计到的阵势——跪哭。我到会场后发现，比第一次大会的人还要多，秩序很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队伍的前边整整齐齐站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年龄很小，估计都还没有上小学，女孩子大多穿了裙子，花枝招展，很鲜艳，男孩子穿的衣服也很好。孩子们一个个天真活泼，很可爱。看到这种阵势，我知道几个头头又要给我出难题了。

还没等我说话，只见一个小姑娘走到我的面前，大大方方给我行了个少先队的队礼，然后转身面向大家，拿出一片香烟纸，她看着那上面写的字，用清脆的童音念道：敬爱的刘伯伯，您好！我们都是上海青年的子女，我们要回上海，我们要爷爷、奶奶，我们要外公、外婆……女孩子还没有念完，会场上已出现哭声，二三十个孩子全都跪在我的面前了，所有的女青年也都跪下了，所有的男青年也跪下了，全场一两千人全都跪下了，人们号啕大哭，哭声连成一片。

面对这样的场面，铁石心肠也会动情的，我也哭了。我对几个头头说：“你们不应该把孩子们推出来，孩子们不懂事，你们赶快让孩子们站起来。”几个头头不听我的劝告，还一再说：“这就是民意。”

这样的跪哭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接着是几位青年的发言，表达回上海的愿望，给团场、连队领导提意见。每次发言后，都有人领着呼口号，呼的最多的口号是“民意不可欺，泰山也能移”。

那天的大会，使我感觉到一种更为紧张更为严峻的气氛。

我到十一连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人给几个头头出主意：“你们不是要回上海吗？这太简单了，你们只要把北京来的那个刘局长绑起来，头朝下放在旱井里，吊他三天三夜，你们的上海户口就到手了。”这当然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主意。

说老实话，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想起来至少有这样几个底数：我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各级组织的支持；闹事不得人心，每个上海青年都想回上海，但绝大多数不赞成闹；“上青联”几个头头只是蛮干，一旦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广大青年见面，他们就孤立了；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会发急，不会说激化矛盾的话，不会做激化矛盾的事。只要不激化矛盾，就不会大乱，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工作就有成效。

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该揭露的要揭露，否则不利于教育广大青年。在第三次大会上，我理直气壮地揭露了个别人的图谋，我说：“听说有人给你们的头头出主意了。我早已作了最坏的准备。你们看，我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连随行人员都没有带，我让团长、政委也回去了，我是赤条条孤身一人。我就是估计到，有人不仅要把我作为人质，而且有可能乘乱把我整死，把事情闹大，向中央施加压力，以达到回上海的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是通情达理的，是相信中央的，是听得进善意的劝告的。我奉劝个别人，你还是不要把我整死为好，如果把我整死了，你也就不可能回上海去了，你只能随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我讲这些话，讲得很轻松，却很有力量，会场上鸦雀无声，效果很好。我发现，参加大会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

六

正是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又连续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被围困的第三天下午，几个头头突然来到指导员家里找我，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小杨拍着桌子对我说：“这几天如果有带枪的人来连队，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负责任！”我这个人是不会发火的，一旦发起火也很厉害。小杨的话音刚落，我也使劲拍了桌子，把桌子上的几只杯子都震到地上去了。我指着小杨的鼻子，大声怒吼：“你听着，是你把我请来的，这里发生的任何大事，你小子都跑不了，你都要负责任的！”我吼了几句，把几个头头吓得脸都白了。还是欧阳打了圆场。他说：“刘局长不要发火，我们听说刘裕如要派两个连的兵，把你抢出去，这不是要发生冲突吗？所以我们来找你，跟你商量，不能这样做。”我毫不迟疑地对几个头头说：“你们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几个头头走了，却引起了我的沉思。调查组的同志到现场被围困后，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很重视，新疆自治区和阿克苏地区的领导也很重视，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调查组的情况。刘裕如当时是阿克苏地委书记，当过自治区公安厅长，他准备动用公安人员把我救出去，有这样的打算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是好意，但是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十一连是个值班连队，有武器库。我到十一连后，就让指导员派了最可靠的青年轮流值班，把武器库看起来了。如果来了公安人员，同青年们发生冲突，抢了武器库，搞得不好就是一场血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想到这些，我才真是害怕了。我立即给团长、政委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把握好，并报告刘裕如书记，如果有公安、武装人员来了，只能在营部待命，叫“引而不发”，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一个公安、武装人员都不能进入十一连。我让指导员爱人立即把信送给团长、政委。事后得知，刘裕如书记确实是派了地区公安局长，带了一些公安战士到了营部，准备相机进入十一连，维持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直到大批青年撤出后，公安人员才进入十一连，把我接走。

每天上午的大会还在继续开。每天下午，我到连队各家串门，同青年们聊天，我听说“上青联”几个头头分成了两派，每天晚上开会，吵得厉害。我在串门当中认准了“上青联”头头们开会的地方。我准备直接到“上青联”总部，面对面地做几个头头的工作。

有一天半夜，我出去上厕所，然后按预定计划飞快地向一间亮灯的屋子走去。我同几位看守我的青年已经很熟了，他们看得出我是要到“上青联”头头们开会的地方，所以心照不宣，并没有执意阻拦我。

我轻轻推门进去，屋里烟雾弥漫，灯光昏暗。几个头头都在场，正在争吵什么。我站在那里，没说话。过了一会才有人发现了我：“啊！啊！这不是刘局长吗？你怎么来了。”他们有点紧张，不知所措。我说：“听说你们每天开会开得很辛苦，我来看看你们。怎么？你们也不让我坐坐？”小杨、欧阳起身让我坐下。那天晚上，我利用难得的机会，设身处地为他们几位头头着想，说了一些贴心的话。我说：“自从你们把我围困在这里，你们就不太平了。时间越长，你们越被动。其实，你们的目的达到了。你们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惊动了国务院领导，把调查组从北京请来了。你们的错误在于，不应该把我作为人质扣在这里。当然，把我扣在这里也有好处，等于开了几天的千人大会，听我讲话的有几千人次吧？使更多的青年直接了解了中央的政策。但是，你们该收场了。你们再不放我，估计用不了几天，你们就成孤家寡人了。我劝你们争取主动，体面收场吧。当然，你们不收，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早说了，我一定奉陪到底。”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没人插话，没有起哄。为了缓和当时的气氛，我不断地同他们开玩笑，我说：“不打不成交啊！我们成朋友了。我以后到上海看你们去，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找我。”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结束了这次夜访。

七

我在7月1日召开了一次纪念党的生日座谈会。

在7月1日上午的大会上，我最后说：“今天是共产党的生日，我有机会在十一连同这么多青年人一起纪念党的生日，也是难得。听说你们当中有几位共产党员，一直不愿意暴露身份，不要紧。我今天下午在指导员家召开纪念党的生日的座谈会，不论是不是共产党员，都欢迎大家参加。”

我原来估计不一定有人来参加这种座谈会。开始确实没人来。来了几位，也是远远地站在那里观望，我主动请他们进屋。于是，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坐了，大家就站着，有些青年还站在外边听。我先请他们发言，他们很踊跃，七嘴八舌，讲了许多意见、疑虑和希望，我也不断插话，气氛很活跃。我最后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就是要相信党中央对知识青年是关心的，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兑现的，相信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各级党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好青年们的各种实际问题的。”会散了，还有几位青年不走，我一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解答。

7月3日上午，我在十一连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大约只剩二三百人了，他们已无心听我讲话，因为他们的头头们都撤了。

我还是郑重其事地讲了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问题。一是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能再闹了，要坚守工作岗位，有意见、有困难，通过组织提出来。二是各团场、各连队对参与上访和到十二团、十四团参加那几天行动的青年同志，不要作为问题去追究。三是各级干部既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简单生硬，又不能撒手不管，要以理服人。四是各级干部都要关心职工的疾苦，认真解决生产、生活、工资福利等各种实际问题。

我于7月3日下午离开十一连。外单位的青年全都走了。我离开时，十一连的大人、小孩、老人几乎都出来送行了。因为我在被围困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到青年们的家里、宿舍去串门，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有感情了。在送行的人群中，我看到许多青年眼泪汪汪，一再叮嘱我不能忘记他们，要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情况。

贾大勤同志率领的小组，也按计划完成了任务。我们两个小组相约于7月初回到乌鲁木齐。

八

调查组回到乌鲁木齐后，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协助自治区农垦总局起草了《关于解决新疆国营农场若干问题的请示》，上报自治区党委。我们还协助自治区农垦总局继续做了一些上访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到8月底，兵团各团场的局势趋向稳定。

调查组于8月29日回到北京，在新疆历时3个半月。

调查组向农垦部党组（国家农垦总局已撤销）如实汇报了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并报告了国务院。

1980年初，中央组成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和上海市委严佑民副书记率领的中央工作团，赴阿克苏地区调查研究，两区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商稳定新疆大局、做好上海青年工作的大计。农垦部派我参与了中央工作团的工作。

这批上海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响应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当时，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他们经过了近20年的艰苦磨炼，把自己最为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他们不愧为一代英雄的青年。但是，新疆兵团多年来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急待解决，还由于这批上海青年在身体、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回上海的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新疆兵团的大批上海青年按照新疆、上海两区市商定的政策，在80年代初陆续回到了上海。